思想文章，傳世知難行易 2017年8月29日 張五常

2017年8月29日

張五常 

思想文章，傳世知難行易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是一本重要的書，可惜他一般性地探討動物的自私行為，沒有集中在人類這種動物大事發揮他的高見。我說可惜，因為我要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人類明顯地重視自己的身後聲名是否也源自自私的基因？我們沒有證據其他動物是這樣的，但人類是這樣。

古時的人，可能因為宗教的感染， 相信自己死後會有來生。天賦高如蘇東坡，謝世前也那樣想。這可能解釋用物品陪葬的風俗在中國盛行了不止幾千年。但從明代起這風俗漸趨式微，到今天大家都懶得管來生這回事。另一方面，我們希望自己的後代生活得好，是人之常情，道金斯的自私基因可以解釋。但為什麼我們要管自己的身後聲名呢？

回顧歷史，中國的文人喜歡以反話來描述人類對身後聲名的重視。蘇子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稼軒說「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孫髯翁說「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這些惋惜、興嘆之辭，不正是表達着人類重視自己的身後聲名嗎？

想當年，蘇子寫好了他的《赤壁賦》，為恐皇帝可能把他關起來，不敢示人，每晚在後園朗誦，害得鄰居的老婦背得出來。為什麼不敢示人蘇子還要寫呢？我想是因為他知道該賦將會歷久傳世吧。他猜對了。大江東去，其浪也，淘不掉蘇東坡！

為什麼爭取思想傳世？

文藝或藝術作品是比較容易傳世的。我自己有些散文，寫得差強人意，發表了幾十年還有人讀，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學生讀。經濟學文章是另一回事。後者要傳世幾年也不易。經濟學的文章，足以傳世的是作者的思想，不着重感情的表達或文字的優美。思想這回事，來得抽象，何況太陽底下沒新事，思想究竟是誰的容易有爭議。算得上是真理的新思想一般難求。這裡我指的是經濟學文章，思想抽象，傳世或大或小需要是獨當一面或自成一家的創作，因而難求。

我是個不管身後聲名的人，但重視自己的經濟學文章能夠傳世。從自私的基因作解釋，我認為自己的思想文章彷彿是自己的孩子。文章發表後，我有我的生命，文章有它的生命，作者再也管不着，但花了那麼多的心血才「培養」成文，發表後就像自己的孩子，長大後離家而去，自己再也管不着，但總要關心一下他或她成長的命運如何。是的，思想文章，一旦離開了作者，有自己的生命，可惜此命也，通常短暫。是的，我認為自私的基因可以解釋人類希望自己的思想或文章傳世，但解釋不了為什麼人類要管自己的身後聲名。

經濟學文章多如天上星，大部分發表後沒有人讀。有些發表後大紅大紫，被引用或被提及無數，但過了一段時日就再沒有誰管了。我不管這些。我重視而又珍惜的，是那些文章發表後彷彿有它自己的生命，雖然離家而去，但過了若干年作者久不久還能見到它在一個思想範疇內發出一小點的光，彷彿對作者打個招呼，說：我還在。這一小點回報給我很大的滿足感。

文章傳世的一些證據

我平生沒有發表過一篇大紅大紫的作品。《佃農理論》那本小書出版到今天四十八年，加上其中兩章在兩份學報上發表，到今天，合計被引用二千多次。不差，但能超越這個數字的作品不少。然而，經過了半個世紀，《佃農》這組作品還沒有見到衰竭的跡象，在西方研究院的讀物表常見，一些朋友說是合約經濟學的中流砥柱，一些說觸發了代辦（Principal-agent）理論，而提到新制度經濟學，該作被認為是其中一塊基石了。

從傳世的角度衡量，文章被引用是不及被老師放進讀物表那麼重要的。學生為了考試而讀，而一旦放進了讀物表老師不會頻頻更換。影響一個研究生是協助着他的思想發展，而被引用只是放在文章的註腳中，讀者一般懶得管。從讀物表出現的頻率看，我的作品可能超越我這一輩的行內朋友。幾年前美國西岸一家大學有一份列出五十四項指定的讀物，其中九項是我的。出外留學的同學說，大學的經濟讀物表往往見到我的作品——當然不是每科都有，但一系之內總有些讀物表見到有。

我察覺到自己好些英語論著會歷久傳世，只不過是幾年前的事。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佃農理論》那本書，出版時只售幾美元，今天一本近於新的在網上叫價二千美元，而用過的也叫價八百。我想，人家花那麼多錢購買一本小小的書，不會輕易拋棄。不久前我好奇地叫太太查察一九八二年在英國出版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更小的書，出版時售價一點五英鎊， 今天叫價美元一百八十。就是四年後該書再版，加了一個後記，今天也叫價美元一百八十。我見自己沒有這本書，叫朋友在美國把初版與再版各買一本。

我的中語論著也有類同的運情。二〇〇九年在北京初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當時售價二十五人民幣，今天網上叫價最高一百八十。可惜除了《賣桔者言》，我沒有寫過一本稱得上是暢銷的書。但說到舊書再賣，我的運情很不俗。不久前在香港出版一套五卷的《經濟解釋》，寫了十七年，從三卷寫為四卷到最後再寫成五卷，我要求花千樹出版社刻意地精裝，只印製二千套，每套叫個天價一千港元！這樣，有朝一日這套書可能值很多錢。這是作者自製的傳世玩意了。去年法國一位學者把我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翻為法文。那是三十三年後才翻譯，顯示着該學者認為該文今天還活着。

以前不知今天惋惜

文章歷久傳世，作者夢寐以求。這些日子我見到自己的文章可以傳世那麼久，高興嗎？當然，惋惜之情更甚。為什麼呢？因為當年我做夢也想不到傳世文章其實是那麼容易寫，花了太多的魄力去處理那些艱深但吃力不討好的研究。要是當年我知道怎樣寫傳世文章，一年嘗試兩篇不難，而十篇中或有八篇傳世逾五十年！

可惜當年我不知道。回顧古往今來的經濟學作品，發表後五十年還有一小點影響力是作者足以自豪的了。但我大約要等三十年才能看到一點先兆，才能推斷傳世五十年的機會如何。這個三十年看到先兆的準則不一定靈光。一九七二年我發表的《中國的子女產權與婚姻合約》，到今天歷時四十五年，被引用只有八十八次。發表後三十年是二〇〇二，那時看該文傳世五十年的機會是零。殊不知今天看，該作歷久猶新， 傳世五十年可以肯定，逾百年不奇怪。

經濟學的傳世文章真的不是那麼難寫，只是人的生命短暫，思想創作的時日更短，作者沒有發表過傳世文章不容易知道要選什麼樣的題材、要怎樣處理下筆才對。最近我完成了歷時十七年的《經濟解釋》，八十一歲，決定要在經濟研究退休了。高興見到自己的作品大部分還在思想市場存在，因而細察一下這些作品的頑固存在性是基於哪些特徵。不難找到。

從自己的作品衡量，傳世五十年只有三個特徵，缺一不可。其一是作品要有點新奇；其二是作品要有趣；其三是作品說的要是真理。讓我分點說說吧。

奇異的角度不是怪

新奇不是指創新。太陽底下沒新事，刻意地創新是經濟學文章的大忌，雖然走這路線的人似乎不少。新奇是指一個奇異的層面，最好是附帶一點精緻的美。傳世文章是寫給聰明的讀者看，聰明的讀者讀到一篇有奇異層面的文章，會想：這麼簡單，為什麼大家沒有想到過？這樣，在第一點的要求上該文就過了關。這裡要注意，千萬不要把「奇」與「怪」混淆。奇異是新意，可取而重要；來得「怪」就文章塵下。

我可以舉兩件自己的作品為例。其一是《佃農理論》，我起筆讓地主把土地一片一片像麵包那樣切開，問：地主要切給多少個農戶才能獲得最高的收入呢？答案兩個小時就推了出來。從這麼一個奇異的角度看問題，文章傳世。

第二個例子是一九七三年寫《蜜蜂的神話》。傳統的分析，是蜜蜂採蜜漿是一種產品，蜜蜂替果樹傳播花粉是另一種產品。輪到我，只是簡單地把二者加起來，成為一種產品：既然蜜蜂採蜜時也一起傳播花粉，每箱蜜蜂的產值當然是二者加起來。這麼簡單，文章發表到今天四十四年歷久猶新，還可繼續傳世。當然，整篇文章還有很多其他的，但只要作者想得夠新奇，這裡一小點那裡一小點，讀者讀得開心，文章就不容易消逝。

有趣由品味決定

轉談有趣吧。首先要注意，上述的奇異層面一定有趣，但有趣卻不一定奇異。有趣是品味的問題。有些人天生沒趣，無可救藥。這些人可能天賦甚高，可以寫另一類傳世文章，但不是我從事多年的那一類。經濟文章的趣味有兩個源頭。其一是例子的選擇，其二是推理的轉向。

選例子最好是實例。實例要從真實世界的現象獲取，而我喜歡選用誇張的例子。後者一般趣味性高，而分析的論點讀者可以較為容易看得清楚。例如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惹來奇異的現象無數，我格外注意的是天臺木屋的僭建與一個小住宅單位分租為數十伙人家的合約結構。

在趣味上，可能更重要是一個理論或一個假說的發展：在推理上轉方向，作者往往有幾方面可以選擇。朋友們老是說猜不中我向哪個方向轉。其實我只是選有趣或過癮的方向。但如果要寫的是政策建議的文章，則作別論。政策建議的文章不容易傳世。

這裡我有兩件算是例外的作品。其一是一九八二年在倫敦出版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其二是二〇〇八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都是很小的書。這兩件作品既解釋現象也提出政策建議，今天看皆可歷久傳世。事實上，《制度》一文還未動筆我就知道將會歷久傳世了。這是幾方面的機緣巧合使然：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千年難得一見的大現象，我懂中文，對中國的文化歷史有掌握，而上世紀七十年代時我對經濟制度運作的理論掌握，美國的同事說是達到了前無古人之境。這是時來風把王勃送到滕王閣了。

真理靠事實細節支持

最後說真理。這是最重要的，也最困難。首先是理論要簡單，因為真理需要通過驗證，而驗證需要用可靠的實例。世事複雜，理論不夠簡單寸步難行。另一方面，實例的可信程度要靠事實細節的支持。用上錯誤的重要事實整篇文章就完蛋了。事實有足夠的細節支持，不容易出現大錯。可惜的是，事實的細節通常不能從他人提供的數據獲取；就是非常可靠的數據，沒有現象細節的支持不會有多大的說服力。讀者要是不相信你說的事實，不相信是真理，你的文章不可能傳世。

整體來說，寫傳世文章，其推論作者認為有重要內容的，還可以多走一步，他必定要多走那一步。記得我寫《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一文，寫到結尾時我知道還可以繼續發揮三幾頁。但學報的編輯說文章太長，要減少幾頁。我刪去文章起筆的第一長節，編輯接受，但堅持不讓我在結論上再發揮。後來該文的論點被外人移植到「效率工資」這個話題去——不可取，可能因為我的票價文章沒有多發揮幾頁。記得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時，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到該校講話。我在座，聽到他說文章寫好後作者要繼續壓榨，繼續榨取。這句話很對，影響了我。

《佃農理論》五十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