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理無懈可擊 實踐弊端顯現 2016年7月12日 林行止

2016年7月12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學理無懈可擊 實踐弊端顯現

一、

筆者常說經濟政策必須「適時」，在不適當時刻推出一套理論上無懈可擊的政策，不僅不會收成效，而且極可能對經濟造成負面衝擊；經濟理論亦如此，以筆者的有限閱讀和經驗，完美無瑕的經濟學理，所謂放諸四海而皆準，亦只會在一段特定時空下發揮積極作用，逾期雖不致報廢，卻肯定失效。因為這種緣故，經濟評論者若心中有偶像，認為憑某位宗師或某派學說的理論制訂的政策，只要貫徹始終，一國以至世界經濟便可以持續蓬勃發展，這種想法是要不得的。評論者最寶貴的本質是獨立——獨立於任何政治團體同時不要膜拜某位大師及視某種學說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這百數十字的囉嗦，是讀了國際貨幣基金（IMF）機關刊物《金融及發展》六月號（第五十三卷第二期）由三名研究員合撰的〈新自由主義——過猶不及？〉（Neoliberalism: Oversold?；可於www.imf.org免費下載），「有感而發」。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降，《信報》特別是《信報月刊》，發表了大量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文章，又訪問了此學派的數位名宿，於不知不覺間，筆者成為此學派的擁躉，因為一篇來稿拜讀數次（審閱來稿、校閱大版，刊出後再讀一遍；這是七八十年代不敢偷懶的編輯的例行工作），耳濡目染，加上讀了不少「原典」，筆者遂受這種學說「洗腦」，評論便多以其理論為根據；現在方悟可能「過猶不及」，有「義務」撥亂反正，把「新自由主義」的消極副作用公諸於世，讓本報的資深讀者不致偏聽偏信，如此才能對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有客觀的評價。

「新自由主義」的兩大支柱，其一為自由競爭，其一是「小政府」（把市場回歸市場）。前者把人定性為消費者（事實確是如此，人從呱呱墜地一刻起便是消費者），惟有在自由競爭的市場，消費者方能受惠；而有效率的供應者（有形商品及無形勞務）因獲消費者的捧場，大牟其利，那些沒有效率少人光顧的，很快便為市場淘汰。非常明顯，如此「有效率」的市場，是無法亦不必由政府規劃的。

任何有損競爭的方法，例如管制及徵稅，必須減至最少和最低，公共服務則應該私有化才能提高生產力（八十年代警察及監獄亦應私有化的說法，一度甚囂塵上），那等於為納稅人節省開支；至於工會特別是其擁有的「集體談判權」，更被視為扭曲市場正常運作（「阻住地球轉」）的組織和權力（循着這種思路，消費者委員會亦應解散）。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被視為社會流動性的動力——貧者見富者「好食好住好風光」，便會奮發圖「富」往上爬，社會由是充滿力爭上游的活力！不但如此，富者愈富者的社會，還有「滴漏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的積極功能。這一派學者指出，市場運作顯示了財富由上而下滲透社會底層的好處——大企業的投資，富者的揮霍，令商機蓬勃、增加投資、創造就業，受薪者亦會受益。按照這種財富向下滲透的設想，自由競爭的市場令參與其間的供需雙方即所有人受惠！

為本文校閱「大樣」時，信手翻查陸穀孫的《英漢字典》，其TDT條解釋得十分清楚（有點意外）：「滴入論，垂滴說（一種經濟學理論），認為政府與其將財政津貼直接用於福利事業或公共建設，不如將財政津貼交由大企業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更能促進經濟增長。」引用雖非經濟學語言，但大體說得很清楚。

「小政府」的第一步是把國企私有化，等於削弱政府干預市場的力量，結果便形成是大家耳熟能詳、最有經濟效益的「大市場，小政府」！那意味把市場交給精打細算、懂管理和擅長推銷的商人之手，經濟由是因為較有效率而欣欣向榮。

這些政策取向很快收到立竿見影效果，開放市場帶來蓬勃的自由貿易，提高了後進國數以千萬計工人的物質生活（內地加入世貿組織後經濟受惠於出口帶動突飛猛進，便是顯例），而外國直接投資，除了創造就業，通常還有「技術（即使止於中間性技術）轉移」及提升企管質素雙重好處；至於把國營企業私有化，在大多數例子中，是提高生產力的同義詞，把企業「出讓」的政府，於減少財政支出的同時，還有稅收增加的雙重好處。

二、

在共黨蘇聯及納綷德國崛起的背景下，由法國哲學家L. Rougier（1889-1982）主催探究「人類前途」的研討會，於二戰前一年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巴黎召開，與會者包括不見容於國內納綷勢力的奧國學派巨擘米賽斯（L. v. Mises, 1881-1973）及海耶克（F. Hayek, 1899-1992）等當世大儒共有二十六名西歐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當年這個詞兒尚未「鑄造」），他們達成反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自由放任自由主義（Iaissez-faire Liberalism）的共識，這種新思維被與會的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專欄作家李甫曼（W. Lippmann, 1889-1974）稱為新自由主義（亦有說此詞為海耶克所創）。

這次巴黎研討會還同意成立一個推廣、宣揚新自由主義學說的組織，那便是於戰後兩年的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由海耶克牽頭成立的「飄利年山會」（Mont Pelerin Society，亦譯「朝聖山〔Pilgrim Mountain，日內瓦湖畔名山〕學社」），創會會員均屬「一時俊彥」如奈德（F. Knight, 1902-1994），卡爾．樸柏（K. Popper, 1902-1994），史特勒（G. Stigler, 1911-2009）和佛利民。筆者不厭其煩記下這些大師的生卒年期，旨在展示他們身經二次大戰，親歷經濟盛衰（稍後還見證凱恩斯學說的缺失），因此有納經濟發展於正道之志！該會每兩年召開一次世界大會，一九七八年雙年會在香港召開，《信報》不但派記者赴機場接第一次來港的海耶克，還作東宴請四五十名與會者吃了一頓粵菜；《信報》和《信報月刊》詳細報道這次有歷史意義的盛會，那從一九八七年十月號《信月》（第二卷第七期）的目錄可見——楊懷康︰〈海耶克教授訪問記〉，林毓生︰〈我所認識的海耶克教授〉，楊懷康︰〈佛利民教授訪問記〉，佛利民︰〈貨幣政策在學術界及實際行動上所佔的地位〉，施建生︰〈從凱恩斯到佛利民〉，趙國安︰〈飄利年山會香港會議採訪日記〉及黃惠德的〈李嘉誠先生現身說法〉……。剛從美國學成回歸的懷康兄，一口氣訪問了二位如日中天的殿堂級大儒、創刊不久的《信月》有機會同期刊出這兩篇訪談，相信是一項紀錄！這一期《信月》的目錄，令人眼前一亮，卻令筆者興起已無力再組一次如此重要稿件的感嘆！

不必諱言，《信月》和《信報》此後全力投入宣揚詮釋新自由主義學說的陣營，而作為主事者，如今回首，筆者以為我們走了正路；不過，正如文前提及，世上並沒有照耀古今的經濟學理論（即使史密斯的「理性人」，亦受行為經濟學的挑戰）可以永恒行之有效，事實上，不論實證理論多麼具說服力，化為政策，日久必生消極副作用，經濟政策因此必須「與時並進」，不斷根據實際情況加以補充、修正。筆者對新自由主義生二心，始於二○一四年（見是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滴漏理論失效貧富兩極深化〉，收《只聽京曲》），好在作為獨立評論人，筆者心目中只有值得尊敬和佩服的學者，從來沒有要膜拜的偶像，如此才能心安理得地指出大宗師理論在實踐上有時限的不足之處！

．理論和政策貴在適時二之一